只好挎着相机，撑着雨伞，和婉清一起出门“拍雨景”。临出门时，婉清还不忘给海天带上一把伞、一条大毛巾和我的一件外套。“这小子跑完步老是不记得穿外套，下雨天要是着了凉可咋办？”婉清一边唠唠叨叨地埋怨着，一边拉着我往未名湖畔走去。

果然，未名湖畔一片静谧，人迹寥寥。仅有几个行色匆匆的身影，大多是奔着食堂打饭而去的学生。即便在这样略显冷清的氛围中，我们还是一眼就看到了海天。他身着一身黑色的运动装，衣服上细密的水珠在微光下闪烁，分不清是细雨还是他奔跑而出的汗水。被雨水打湿的头发略显凌乱地贴在额头，却更增添了几分不羁。脚步轻快有力，每一次落下，都在湿漉漉的地面溅起微小的水花。看到我们，他诧异地停下脚步。当听闻我要“拍雨景”后，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跑步，执意要在旁保护我。“您和师母都年过半百了，雨天路滑，要是有个闪失可怎么办？”他一脸固执地说道，“今天刚好是周日，我也没什么安排。护送您一程，我回去也能安心些。”

一番话恰恰说到了婉清的心坎里，她顿时眉开眼笑，喜滋滋地说道：“那可真是再好不过啦！有你在身边护着，我们心里可就踏实多了。不过呀，你得先把身上的雨水擦擦，把外套披上，再打上这把伞。你苏老师呀，早料到你今天会来这儿跑步，特地准备了这些，就是担心你会着凉呢。你要是不穿，可就辜负了他的一番心意啦！”

我无奈地瞧了婉清一眼，她却朝我狡黠地眨了眨眼。海天的身子微微一颤，似乎有一瞬间的失神。然后，他默默地接过毛巾，细心地擦干头上和脸上的雨水。之后，他郑重地将外套穿在身上，却没有接过婉清递来的伞，而是伸手拿过我手中的雨伞，旋即像那个熟悉的雨天一样，伸出手臂搂住我的肩膀，把我稳稳地揽在怀里，轻声说道：“苏老师，走吧！”

我微微一怔，随后，一种熟悉的温暖如电流般迅速传遍了全身。我惊讶地发现，即便他刚在雨中跑完步，即便冰冷的雨水试图侵蚀他的体温，但那高大的身躯却依然那样炽热，仿佛有一团火在他体内燃烧，源源不断地散发热量。在他的臂弯里，那种被保护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拨动我的心弦，让我的内心深处泛起阵阵触动。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任由他揽着我向前走去。身旁有婉清在，我知道，她不会让海天再像上次那样被淋得透湿。此刻，在他的身旁，我感受到一种安心，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我们就像雨中的归人，朝着温暖前行。

就这样，在海天的保护下，我真的开始在未名湖畔拍起了雨景。海天一边护着我，一边向我询问一些关于摄影技巧的问题，顺便也给我一些建议。我渐渐发现，海天虽然不懂摄影，却有着极高的审美能力。他对光线和色彩的感知极为敏锐，在构图上也有着非凡的眼力，一眼就能确定主体与陪体的位置关系。而且，他总能发现那些容易被忽略却能提升画面质感的细节，让每一次按下快门都更有价值。在他的建议下，我竟真的拍出了许多称心如意的照片，一种不虚此行的满足感也油然而生。我突然想起初次与他相见之时，那背在他肩上的沾染着陈旧斑驳色彩的画夹，不禁脱口问道：“海天，你是不是学过美术？”

“嗯！”海天轻轻地点了点头，眼中流露出一抹复杂的神色，有怀念，也有感慨，“我父亲是一名美术教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几乎从会拿笔开始，我就跟着他学习美术。因为没有实现当画家的梦想，父亲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在他的严格要求与悉心指导下，我打下了扎实的美术功底。父亲常说，我的美术天赋远胜于他，将来在美术领域定能有所成就。可是我却疯狂地爱上了文学，并且到了不可自拔的程度。于是在十月份高考报名时，我瞒着父亲，偷偷把‘艺术生’这一项划掉了，这意味着我与所有的美术学院无缘。我本以为父亲会大发雷霆，可他没有。他只是神色平静地对我说：‘我了解你，你一旦下定决心，谁也改变不了。人生终究是你自己的，你就按照自己选择的路勇敢地走下去吧。只是别放下那支画笔，它和文字一样，会成为你心灵与情感的另一个出口。’”

听完海天的讲述，我内心深受触动，眼中泛起一丝温热。看着海天脸上那抹尚未消散的落寞，我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安慰道：“海天，别要再伤感了。你是幸运的，拥有一位睿智豁达的父亲。他未曾将自己未能实现梦想的遗憾，编织成禁锢你的绳索，反而用理解和包容为你撑起了一片自由翱翔的天空，让你能毫无羁绊地朝着自己心中的方向振翅高飞。美术虽未成为你人生旅程中的主干道，但父亲赋予你的画笔，却成了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一扇能让你在情绪波澜中找到宣泄出口的门。孩子，好好珍视这份深沉的父爱吧。让那支饱含父爱的画笔，成为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你前行的每一步，无论风雨如何肆虐，都能为你指引方向，伴你一生。”

海天的眼中第一次漾起满满的感动。他望着我，睫毛微微抖动，眼神炽热而真挚。而后，他再次揽过我的肩膀。我们伴着细雨，继续向前走去。

走到未名湖南岸，那座著名的临湖轩静静地在雨中伫立。门前的石阶在雨水的润泽下显出一种别样的润泽，斑驳的痕迹像是历史的书页，记载着这里曾经的故事。我习惯性地举起相机，试图将临湖轩与雨幕、未名湖完美融合在同一个画面里。海天这次却没有给我任何建议，只是在一旁默默为我打着伞。待我拍完照后，才发现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闻名遐迩的牌匾，目光深邃而专注，仿佛陷入了某种深刻的思考中。直到我轻轻唤了他一声，他才仿佛从沉思中惊醒。

“苏老师，”他突然开口问道，“您了解司徒雷登校长吗？”

“哦？”我轻轻皱了下眉头，“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海天的脸上慢慢浮现出迷惑与苦恼交织的神色：“我从小就读过那篇关于他的家喻户晓的文章，可我从祖父和父亲那儿听到的他，和文章里讲的相差甚远。他们虽没接触过司徒雷登校长，但认识好几个熟悉他的燕大校友，也听过不少有关他的故事。从这些故事来看，如果司徒雷登校长真像文章里说的那样是‘装着爱中国’，那这装得也太真挚、太艰辛、太义无反顾了。他就像是用一生来‘伪装’这份爱，这可能吗？我觉得这里面既然有矛盾，那肯定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我本想通过查资料来解决，可却几乎找不到和他相关的资料。”他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我记得高中语文唯一一次没考第一名，就是因为试卷上出了一道有关于这篇文章的分析论述题。一道十二分的大题，我一个字都没写。后来老师问我，我告诉他，我觉得参考书上的答案不对，但又找不到正确答案，所以无法作答。以后要是试卷上再出现类似的题，在我没找到正确答案之前，我还是不会回答。当时老师那恨铁不成钢的眼神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可我没有办法。幸亏高考没考这篇文章，不然扣的可就不止两分了。来到北大之后，我在图书馆中总算找到了不少有关他的资料，甚至包括他在日本监狱中所著的自传《在华五十年》。读罢这些资料，我越发坚信，他对中国的爱是真挚的，他为中国教育事业立下的卓越功勋也是不可磨灭的。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对他存在误解和偏见。因此，我迫切地想听一听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对他的评价。”

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原本紧锁的眉头不知不觉间松开了，看向海天的目光里也不由自主地增添了几分赞赏。这个执着又倔强的孩子啊，在视分数如生命的高中时期，他也绝不违背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去迎合既定答案。在他身上，我再次看到了一种执着探寻真理的精神，一种不被固有观点所桎梏的独立，一种面对未知勇于质疑的无畏，还有在求知路上即便荆棘密布仍勇往直前的坚定。在充斥着各种诱惑的社会环境下，能坚守这种品质的学者也已不多见了。面对这样如钻石般璀璨珍贵的学生，我又怎会不满足他的要求呢？

“司徒雷登校长啊，我可不敢说了解，只是有那么点儿印象。不过，我的父母和你师母的父母，那对他是熟得很。要是说起他，可有得聊了。”我看着雨丝渐渐变大，朝着不远处的临湖轩指了指，“咱还是去那房檐下聊吧。”

于是，我们行至临湖轩的房檐之下，将雨伞收好。檐角飞翘，串串水珠晶莹剔透，顺势滑落，我的思绪也随之飘远，渐渐陷入对往昔的回忆之中：

“我的父母和你师母的父母，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也都留校任教，对司徒雷登这位老校长是再熟悉不过了。我父母的婚礼是他主持的，我出生时，也是他第一个前来道贺的，还把我抱在手里哄了好一会儿。他并不只是对我父母这样关心，而是对学校的每一个人都关心备至。正如冰心先生所说：‘他能够叫出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名字，不管是学生、敲钟的，还是扫地的。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 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所以直到现在，许多燕大的老师和校友，依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这燕大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想当年，他到处在美国富人和中国正要之间周旋筹款，骑着毛驴把北平逛了个遍，才给燕大找到了这片当时近乎废墟的新校址。那时候的燕大，学生只有九十四人，□□没几个，校舍也就那么几间。可在短短十年内，就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这都是司徒雷登校长的功劳。而且，他的办学理念在当时也很先进。燕京大学原本是教会学校，可他坚持‘中国人有权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实施怎样的教育’，不把综教课设为必修课，学生和老师也不必信教。同时，他还为学校聘请了一批有名望的教师，并坚持中外教师同等同酬。听我父亲说，那时教授月薪360大洋，校长月薪500大洋。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拖欠工资，燕大却从不拖欠。而司徒雷登校长只拿教授的工资，平时生活也很朴素，连袜子都打着补丁。

“更难得的是，司徒雷登校长特别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带着几百名燕大师生上街游行。我父亲参加了那次游行，亲眼看到司徒雷登校长走在队伍最前面高呼：‘打倒日本地国主意！’1934 北京学生为反对正俯的不抵抗政策，组织顷愿团去南京，司徒雷登校长也积极支持，他说：‘如果此次燕京大学学生没有参加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被日本占领。日本人经常找借口抓捕燕大师生，每次都是司徒雷登校长在美国岭事馆和日本住军司令部之间奔走斡旋，想尽办法把被捕的师生莹救出来。尽管如此，他依然支持师生的爱国活动。他在一次对全校师生的讲话里说：‘燕京大学不是世外桃源，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关心国家大事，’太平洋战争爆发那天早上，一直对司徒雷登校长和燕大怀恨在心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抓走了十八名师生。司徒雷登校长虽然在天津为学校募捐筹款，却也没能幸免，被日本现兵队逮捕并压到北京。后来，其他人都被莹救出来，只有司徒雷登校长被关压四年之久。在这四年中，他不仅没有屈服，反而用坚韧顽强的毅力完成了自传的大部分内容。日本投降后，他被释放出来，第二天就回到学校，着手重建校园。很快，燕大的校旗又一次在校园上空升起。就在那一刻，许多燕大师生热泪盈眶，仿佛又重新找到了家。”

我又一次停了下来，唇边飘过一声轻微的叹息：“海天，你说得对，司徒雷登校长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对中国充满了情感。七十岁之前，他一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也许，他最大的错误，就是当了这么一个大驶。他的本心是促和平、息战火，可一旦陷入国与国的正志棋局，诸多事情就变得错综复杂了。平心而论，你提及的那篇文章，不少观点都鞭辟入里、一针见血。作者与其说是在挖苦司徒雷登校长，倒不如说是将矛头对准美国正俯，司徒雷登校长不过是美国正俯的一个代表罢了。况且，司徒雷登校长在大驶任上，一些言行确实值得斟酌。就说他为美国扶日政策辩解，讲什么‘既已接受美国救济，就不该指责美国政策’，这句话使得许多人拒绝购买救济粮以抵制这一政策，连我父母和众多燕大师生听后都心生寒意。总之，作为一名外胶官，他的一言一行势必要维护美国利益。即便如此，他在各方之间斡旋，却没一方对他满意，最终只能落寞地离开这个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国度，此后再也未能踏上中国的土地。在我看来，身为外胶官，他既是美国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受害者。他回国便遭禁盐，三个月后中风瘫痪，在之后的十三年里只能在轮椅上度日，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