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钜鹿郡(一说在今河北省巨鹿县，一说在今河北省馆陶县)人，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徵病死。官至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号“文贞”。葬礼从简。同年入凌烟阁。

魏徵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

魏征与唐太宗

唐太宗在魏征死后，曾废除与魏家的婚约，扑倒自己手书的魏征碑，但这些事不大被人提及，人们津津乐道的，仍是他们作为明君贤臣的故事。其实，这对中国历史上的君臣楷模，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有被后人的记载着意塑造的一面。

贞观十七年(643)正月，当朝名臣魏征病危，唐太宗甚是关心。不仅用自己别殿的质材为魏征宅修筑了正殿，赏赐各种家用物什，还专门派中郎将住在魏家，随时禀报病情变化，药品御膳自是送了不少，还不时亲自前往探视，有时一去便逗留一整天。眼看魏征大限将至，太宗问他有何心愿，魏征拖病体勉强穿上朝服，对唐太宗说：“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语出《左传》，意为：“我对自己和家里的事无心可操，就是恐怕国家出乱子”)。

唐太宗为此深受感动，不久，便决定将小女儿横山公主嫁给魏征之子魏叔玉，希望魏征能在生前看到这个新媳妇。但未得成婚，魏征便撒手人寰，去世后，太宗罢朝五日，并亲自书写碑石立于其墓前。此后不短的时间里，太宗都思念不已，时常登凌烟阁看魏征的画像，或写诗悼念这位名臣。

然好景不长。由于魏征生前曾经举荐杜正伦和侯君集为宰相，结果杜因为过失而遭罢官，侯因叛乱而被诛杀，加之有人在太宗面前说魏征结党营私，令太宗大为不悦;又有人说魏征曾让史官褚遂良看过自己的谏诤文章，这一点更是触犯了太宗的神经(由于玄武门之变这一事件，太宗对国史的编修非常看重且亲自过问)，于是，太宗一怒之下，先是废除横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随即又下令扑倒了自己手书的魏征碑，亲手终结了自己和魏征之间为后人所追慕的一段君臣佳话。

此举不免令人心生疑惑，凭魏征与唐太宗之间深厚的情谊，如何到最后竟是这般的恩断义绝呢?

我们都知道，魏征在隋末先是追随瓦岗军首领李密，后才投奔李唐的。归唐后，先是在太子李建成府内任职，并在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关系紧张时，劝说太子建成当机立断，占得先机，但终于李世民高出一筹，发动玄武门之变，亲手除掉了自己的同胞和政治对手，并一步步赢得了天下。

不过，李世民当上皇帝后，不仅没有降魏征的官，反倒是加以重用，史载：“帝悦，日益亲，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征亦自以不世遇，乃展尽底蕴无所隐，凡二百余奏，无不剀切当帝心者。”(《旧唐书·魏征传》)也就是说，魏征与唐太宗，彼此都深感遇到了知音，两人在国家大事上总能密切协商，通力合作。最重要的，魏征总是能说中太宗的心思。

太宗多次在大宴群臣时说，自己定天下，是房玄龄之功，而治天下，则多仰魏征。对于自己与魏征之间的融洽关系，太宗在各种场合反复说起，这种言辞上的不断自我确认，其实一定程度上反而说明，唐太宗对魏征的真正态度是比较矛盾的，他虽然肯定魏征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却始终难以百分之百信任魏征。由此，也就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太宗对魏征态度的巨大反差。

那么，魏征与唐太宗之间的佳话是如何被经典化并传颂下来的呢?这就不能不谈到吴兢和他修撰的《贞观政要》。吴兢是唐前期重要的宫廷史官，一生经历了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因“励志勤学，博通经史”而受到人们的钦佩，负责修撰国史，曾编修著名的《武则天实录》、《唐春秋》等。有意思的是，无论《旧唐书·吴兢传》，还是《新唐书·吴兢传》，都没有提到《贞观政要》。而今天，《贞观政要》的版权不仅归于吴兢名下，还成为一本广为人知的政治典范之作。

事实上，吴兢是在中宗(656-710)朝，针对“袭武周之制”还是“依贞观故事”的政治纷争，开始了《贞观政要》的编修，到开元十七年(729)上呈唐玄宗，翔实呈现了贞观年间的政治风貌，尤其突出地记录了唐太宗与以魏征为代表的贞观名臣的问答与政论。或许是同为谏官的原因，吴兢尤其突出了对魏征的描绘。但此书上呈后，吴兢非但没有受到玄宗的称赞，反倒随即遭到贬官。由此，《贞观政要》虽入藏宫中，其下落却隐而不彰。

直到德宗(742-805)朝，《贞观政要》才由时任史馆修撰的蒋乂(吴兢外孙，747-821)重新整理，得以面世。

此后的唐宪宗(778-820)，非常喜欢读《贞观政要》，“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必召蒋乂“咨访”，蒋乂“征引典故”。现今所见“读《贞观政要》”最早的记载，就是在唐宪宗朝，也就是说，正是蒋乂，使其外祖父吴兢的遗著得以重见天日。此后，唐文宗、唐宣宗，直至宋仁宗所读、所见的《贞观政要》，都是蒋乂整理过的版本。

到唐文宗(809-840)在位时，尤其痴迷《贞观政要》，并将此书写在屏风上，每次阅读都非常正式，视为大事。唐文宗甚至因为联想到魏征的贤达，派人去寻访魏家后人，由此当时魏征五世孙魏谟被提拔为右拾遗。魏谟姿宇魁秀，深得文宗赏识。到唐宣宗朝，魏谟被擢为宰相，当宰相时，在朝廷中论政议事，其他宰相或委抑规讽，只有魏谟直言不讳，无所回畏。唐宣宗曾说：“谟名臣孙，有祖风，朕心惮之。”(《新唐书·魏征传》)可见，两百多年后，魏征的形象已作为某种常规式的历史记忆，进入唐代帝王乃至很多官僚文人脑海之中。

如此我们便可以看出，魏征与唐太宗成为后人心目中的政治理想，有其历史事实的一面，但还有一条隐约可见的线索，那就是吴兢《贞观政要》一书的流传与逐渐受人重视。到五代宋初，“君臣共治”的观念渐趋浓厚，《贞观政要》更是成为一本广为人知的著作，魏征与唐太宗之间的君臣之谊以及贞观之治的政治理想，也随之在人们心中愈加经典化和符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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